科学家都在哪里做科研-是怎么做科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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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在哪里工作?

有科学发明的地方就有科学家。

科学家不仅在大学,在科研院所,任何有需要有可能产生新的想法提高生产力的地方都会成为科学家工作的地方。比方，“巨磁阻效应”就是在企业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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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科研（施一公）

（一）

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一条真理。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

大约10年前，著名华人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曾经有一封邮件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封邮件是蒲先生语重心长写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的， 其中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无论是在普林斯顿还是在清华大学，我都把这封邮件转发给实验室的所有学生，让他们体会。其中的一段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当今一个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平均每周要有60小时左右的时间投入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中……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6小时投入紧张的实验操作，并且用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从事与科研直接相关的阅读等工作。文献和书籍的阅读则应主要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进行。”

有些学生读完邮件后告诉我：“看来我不是做学术的料，因为我真的吃不起这份苦。”我常常回复道：“我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也会觉得长期这样工作不可思议。但在不知不觉中，你会逐渐被科学研究的精妙所打动，也会为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而骄傲，你会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样的回答，其实源自我自己的经历与体会。

我从小就特别贪玩，并不喜欢学习，但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教育与压力迫使我尽量刻苦读书。我高中就读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凭借着比别人更加刻苦的努力，综合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84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我获得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大学阶段，我保持了刻苦的传统，综合成绩全班第一并提前一年毕业。然而事实上，我很少真正独立思考，对所学专业也不感兴趣。大学毕业时，我本没有打算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一心一意想下海经商，结果阴差阳错间踏 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可想而知，留学的第一年，我情绪波动很大，内心浮躁而迷茫，根本无心念书、做研究，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中餐馆打工、选修计算机课程。第二年，我开始逐渐适应科研的“枯燥”，并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有时领会了一些精妙之处后不免 “洋洋得意”，也会产生“原来不过如此”的想法，逐渐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了一点自信。这期间，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全部修完，我每周5天、每天从上午9点做实 验到晚上七八点，周末也会去两个半天。到了第三年，我已经开始领会到科研的逻辑，有点儿跃跃欲试的感觉，在组会上常常提问，而这种“入门”的感觉又让我对研究增加了很多兴趣，晚上常常干到11点多，赶最后一班校车从霍普金斯医学院回到住处附近的霍姆伍德校区。1993年，我曾经在实验记录本的日期旁标注 “这是我连续第21天在实验室工作”，以此激励自己。其实，这多少有作秀之嫌，因为其中的一个周末我一共只做了五六个小时的实验。到第四年以后，我完全适应了实验室的科研环境，也不会再感到枯燥或时间上的压力了。时间安排完全服从实验的需要，尽量往前赶。其实，这段时期的实验时间远多于刚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但感觉上好多了。

研究生阶段后期，我的刻苦在实验室是出了名的。在纽约做博士后时期则是我这辈子最苦的两年，每天晚上做实验到半夜3点左右，回到住处躺下来睡觉时常常已是4点以后；但每天早晨8点都会被窗外纽约第一大道上的汽车喧闹声吵醒，9点左右又回到实验室开始了新的一天。每天三餐都在实验室，分别在上午9点、下午3点和晚上九十点。这样的生活节奏持续11天，从周一到第二个星期的周五，周五晚上坐灰狗长途汽车回到巴尔地摩的家里。周末两天每天睡上近 10个小时，弥补过去11天严重缺失的睡眠，周一早晨再开始下一个11天的奋斗。虽然体力上很累，但我心里很满足、很骄傲，我知道自己在用行动打造未来、 在创业，有时也会在日记里鼓励自己。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65街与第一大道路口附近，离纽约著名的中央公园很近，那里时有文化娱乐活动，但在纽约工作整整两年，我从未迈进中央公园一步。

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讲给我的每一个学生听，新生常常问我：“老师，您觉得自己苦吗？”我通常回答：“只有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时觉得很 苦，有兴趣以后一点也不觉得苦。”是啊，一个精彩的实验带给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刻苦，感觉仍然很骄傲、很振奋！有时我想： 如果自己在博士生、博士后阶段的那7年半不努力进取，而是不加节制地看**、读小说、找娱乐（当时的互联网远没有现在这么内容丰富），现在该是什么状况？

做一个优秀的博士生，付出时间是必要条件。

（二）

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仅仅刻苦地付出时间是不够的，批判性分析（criticalanalysis）是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博士研究生与本科生最大的区别是：本科生以学习吸取人类积累的知识为主，兼顾科学研究和技能训练；而博士生的本质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发掘创造新知识，当前和以往学习的知识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研究。在以学习知识为主的本科生阶段，提出问题固然重要，但答案往往已经存在，所以问题是否具有批判性没有那么关键。博士生阶段则完全不同，必须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否则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这一点，我称之为方法论的转变。

其实，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实质就是培养批判性分析的能力，使学生具备能够进行创新科研的方法论。这里的例子非常多，覆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在此择要举例说明。

正确分析负面结果（negativeresults）是成功的关键。作为生命学科的一名博士生，如果每一个实验都很顺利、能得到预料中的正 面结果 （positiveresults），除个别研究领域外，一般只需要6~24个月就应该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所有结果了。然而实际上，在美国，生命学科的博士生平均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博士学位。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绝大多数实验结果会与预料不符，或者是负面结果。大多数低年级博士生对负面结果 的看法很消极，直接影响了他们批判性分析能力的培养。

其实，只要有适当的对照实验，判断无误的负面实验结果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探索型课题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几种、甚至 十几种可能的途径，取得进展的过程基本就是排除不正确路径、找到正确方向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将这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一一予以尝试、排除，直 到找到一条可行之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可信的(conclusive)负面结果往往可以让我们信心饱满地放弃目前这一途径。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排除法会确保我们最终走上正确的实验途径。从这个角度讲，负面的实验结果不仅很正常，也很有益于课题的最终成功。我告诫并鼓励我所有的学生：只要你不断取得可信的负面结果，你的课题就会很快走上正路；而在不断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也会使你很快成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我对一帆风顺、很少取得负面结果的学生总是很担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科研上批判性分析的训练。我的实验室里偶尔会有这样的学生，只用很短的时间（两年左右，有时甚至一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所需要的结果。对这些学生，我一定会让他们继续承担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让他们经受负面结果的磨练。没有这些磨练，他们很难真正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将来也很难成为可以独立领导一个实验室的优秀科学家。

所以，不要害怕负面结果，关键是如何从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获取正确的信息。

（三）

“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耗费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后导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有极强的实验判断力和思维能力， 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结构生物学界，31岁时即升任正教授。1996年4月，我刚到尼古拉实验室不久，纯化一个表达量相当高的蛋白 Smad4。两天下来，蛋白虽然纯化了，但结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量可能只有应该得到的20%左右。见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说：“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蛋白的纯化方法，提高产率。”他反问我：“你为什么想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敬”道：“我有足够的蛋白做结晶筛选， 但我需要优化产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不客气地打断我：“不对。产率够高了，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请尽快开始结晶。”实践证明了尼古拉建议的价值。我用仅有的几毫克蛋白进行结晶试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长度并不理想，需要通过蛋白质工程除去其N-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事实上，除去N-端几十个氨基酸的蛋白不仅表达量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纯化起来非常容易，根本不用担心产率的问题。

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阶段，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尽量仔细。但一旦按计划开始后，对其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则不必追求完美，而是 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验一步步推到终点，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如果大体上相符，你才应该回过头去仔细改进每一步的实验设计。如果大体不 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有错误，那你的假设（或总体方向）很可能是有大问题的。

这个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都会用到。从1998年开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到现在，我一直告诫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科研文献与学术讲座的取舍

再来谈谈科研文献（literature）与学术讲座（seminar） 的取舍。尼古拉·帕瓦拉蒂奇博学多才，在我们许多博士后的心目中，他一定读很多文章、常常去听学术讲座。没想到，事实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我的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杰里米·伯格非常重视相关科研文献的阅读，每周召开组内文献讨论会，讨论重要的科研进展。刚到尼古拉实验室时， 我曾试图表现一下自己读文献的功底，也想同时与尼古拉讨论以得到他的“真传”。1996年春季的一天，我精读了一篇《自然》杂志的文章，午饭前遇到尼古拉 时，我向他描述了这篇文章的精妙，同时期待着他的评述。尼古拉面色有点尴尬：“对不起，我还没看过这篇文章。”当时我想，噢，也许这篇文章太新，他还没有 来得及读。过了几天，我阅读了一篇几个月前在《科学》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又去找尼古拉讨论，没想到他又说没看过。几次碰壁之后，我不解地问他：“你知识如 此渊博，一定是广泛阅读了大量文献，为什么恰好没有读我提到的这几篇论文呢？”尼古拉看着我说：“我的阅读并不广泛。”我反问：“如果你不广泛阅读，你的 科研成果怎么会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这么多文献？”尼古拉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我只读与我的研究兴趣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并且只有在写论文 时我才会大量阅读。”

我做博士后的单位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很好的系列学术讲座，常常会请来自生命科学各个领域的“大牛”演讲。有一次，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来作讲座,并且点名要与尼克拉交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尼古拉却告诉他的秘书：“请你替我转达我的歉意，讲座那天我恰好不 在。”我们也为尼古拉感到遗憾。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演讲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从早晨到傍晚一直没有出门，自然也没有去听讲 座。当然，这也许是巧合——尼古拉取消了他的出行计划。但以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十有八九是在写论文。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尼古拉身上已经 见怪不怪了。

离开尼古拉实验室前，我向他抛出了这个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如果你不怎么读文献，又不怎么去听讲座，你怎么还能做一个如此出色的科学 家？”他回答说，他的时间有限，每天只有10小时左右在实验室。权衡利弊之后，他只能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例如解析结构、与学生讨论课 题或写文章。

尼古拉的回答表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四）

在博士生阶段，尤其是前两年，我认为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去听各相关领域的学术讲座并进行科研文献的广泛阅读，打好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但随着科研课题的深入，选择文献阅读和学术讲座就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要开始权衡时间的分配了。

挑战传统思维。从我懂事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凡事失败都有其道理，应该找到失败的原因后再重新开始尝试。直到1996年，我在实验上也遵循这一原则。但在尼古拉的实验室，这一“基本原则”受到了有理有据的挑战。

有一次，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失败了。我很沮丧，准备花几天时间多做一些对照实验找到问题所在。没想到尼古拉阻止了我，他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要搞明白实验为何失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没道理，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得知道哪里错了才能保证下一次可以成功。”尼古拉马上评论说：“不需要。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实验重复一遍，也许下次就可以做成。与其花大 把时间搞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不如先重复一遍。面对一个失败了的复杂的一次性实验，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重新做一次。”后来，尼古拉又把他的这一观点 作了升华：“是否要弄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厘清每一个小差错的习惯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仔细想想，这些话很有道理。并不是 所有失败的实验都一定要找到原因，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实验。因为实验过程繁琐复杂，大部分失败是由简单的操作错误引起的，可以仔细重新做一遍，这样往往可以 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关键的、不找到失败原因就无法前行的实验才需要刨根究源。

我选择的这些例子多少有点 “极端”，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起到震荡大家思维的作用。其实，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这几个例子早已经给所有学生反复讲过多次了，而且每次讲完之后，我都 会告诉大家要打破迷信、怀疑成规，关键的关键是：跟着逻辑走！跟着逻辑走，这是我在实验室里注定会重复强调的一句话，每天至少要对不同的学生讲5遍以上。 我自己每次与博士生讨论课题也总是遵循严密的逻辑，用推理、排除法找到实验的下一步解决方案。严密的逻辑，是批判性分析的根本。

中国人民的著名“人民科学家”都有谁？

　以前我们听到学者、教授就肃然起敬，听说院士更是咋舌。凭我肤浅而有限的知识认为，能够当上教授甚至院士的，一定是饱读诗书而且是学术水平特别高的人，不然何以能够当上教授，甚至是院士呢？小时候我听说，华罗庚虽然没有读什么大学，但通过自学，结果不但成为中国最高学府里的教授，而且凭着他的数学才华而成为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传说在苏联时期，当年苏联科学家要造什么卫星和飞船。苏联那些最著名的科学家为了计算飞船和卫星的轨迹的数据而伤透脑筋，正在无法可想时，突然有人想到华罗庚教授，于是斯大林出面请他。华教授凭着他的天才，仅用一个算盘，就将那些复杂的数据算出来了，令苏联的数学家瞠目结舌，最后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恕我孤陋寡闻，我只知道华罗庚是教授，却不知道他是不是院士。

可是，昨天我读报才知道，其实当中国院士是非常了不起的，但并不是某人的学术水平一流，就是院士。据《羊城晚报》（2008年3月20日）新闻《今早“杂交水稻之父”在广州就落选中科院士袁隆平：院士不是我的目的》报导。

内文说，十多年前袁隆平在一些科学家的推荐下参选中科院院士，结果落选了。据我所知，杂交水稻是袁隆平最早培育出来的，他的科学贡献不单是为了中国提高粮食产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为世界粮食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信，你如果记得20世纪70年代前亩产是300斤，那么现在一般超千斤，你就可以想象他在解决国人盘中餐的功劳了。可是，就是一个对世界有如此巨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在竞选中科院院士时也会名落孙山，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可悲吗？回答：“是啊！”

然而，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说是“历史误会”。

袁隆回答说：“十分幽默”。

我说：十分讽刺。一个人对科学的贡献是要经过世界检验的，而不是关门由谁定的。袁隆平教授在世界获得各项奖励，就有十四项之多，他能够当选上“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就足可以证明袁教授在国外的影响。试想，连美国这个世界上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尚且能够选他为外籍的院士，而中科院却将他拒之门外？难道你中科院的院士水平比美国科学院还高？是世界超一流？

于是，我同意袁教授的说法：在中科院的院士评选上“有门户之见，有些不正之风”。譬如一些地方评奖，其实是分奖。从主管的领导按级分下去……

哈哈！院士呢？也许是某某是谁的博士生？某某是谁的儿子？于是院士名额就满了。管你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

好在袁教授不计较，他说，院士不是我的目的，而是继续研究新杂交水稻，继续为世界人民解决无米之炊。

袁教授才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榜样！

大家向他致以崇高的敬礼！

袁隆平：三次落选中科院 却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2010年10月14日 10:21 本文摘自《中国周刊》2010年第9期 作者：李佳蔚 原题为：“幸福老头”袁隆平

核心提示：袁隆平1994年以前曾经三次申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均落选，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后，湖南省第四次推荐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最终当选。至今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袁隆平，却获得了拥有2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称号。

他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更是一个80岁的健康、好胜、幸福的老头儿。

袁隆平在自己80岁生日之时收到了三件特别的礼物：总理的贺信，湖南卫视一台名为《为了大地的丰收》的专题晚会，还有一本沉甸甸的《袁隆平口述自传》。

“袁老师并不想这样大操大办。”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辛业芸博士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辛的另一个身份是袁隆平的秘书，从1996年开始，至今已有14年。她足够了解袁隆平的脾气秉性：“他不爱张扬，他80岁生日，我们本来打算搞一个关于杂交水稻的学术研讨会就好了，结果国家领导都发来贺信了。”

辛业芸也是《袁隆平口述自传》的作者。她说，写作过程中并没有特别多专门的时间坐下来与袁隆平交流，因为平常的生活中了解得已经足够多了。更重要的是，她掌握一个原则：真实生动，不过度“美化”。

这符合袁隆平的愿望。袁隆平曾经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他的担忧：害怕别人把他写成一个典型的学术大师，不苟言笑，正襟危坐，谈学术永远都是义正辞严。

显然，辛业芸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她的朋友头一天拿到书，挑灯夜读到凌晨三点，第二天兴冲冲地给她打电话：“关于袁老师的传记，你写的这本算是翘楚了，原来有的书把袁老师写得都太‘马列主义’了，又有很多夸张和杜撰，你的则是一个真实和鲜活的袁隆平。”

辛业芸认为自己只不过是“真实的记述”：“袁老师经常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幸福的老头，说的时候咧着嘴，笑得很开心。”

因此，在“杂交水稻之父”、“米神”、“当代神农”这些语境之外，我们重新梳理作为平常人的“幸福老头”袁隆平，并以此向他80岁的生日祝贺。

喜欢的东西就喜欢学。

9月17日，袁隆平带着杂交水稻中心的科研人员去隆回县的基地，看超级杂交水稻亩产900公斤的高产公关示范。中午到一个酒店吃饭，一到那儿，袁隆平就对身边的人说：“这酒店改名字了，原来叫做圣彼得堡的，现在改成花瑶山庄了。”

吃饭的时候，袁隆平给辛业芸他们从圣彼得堡讲到列宁格勒，从列宁格勒又说到了立陶宛，然后再从立陶宛的篮球说到了最近土耳其男篮世锦赛上的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篮球好啊，一个小小的波多黎各，就打赢了中国。”不过，辛业芸说：“这还不是重点，袁老师说波多黎各相当于中国的海南岛，是一个好的南繁基地，有一个美国的合作公司每年到波多黎各育种，就像我们去海南一样。波多黎各的纬度、面积、人口、天气、特产等等，他像竹筒倒豆子一般。”

辛业芸他们已经习惯了袁隆平“像电脑一样给他们讲文史地理”。他们也曾经疑惑袁隆平如何做到这一点，按照袁隆平自己的说法是“凡是喜欢的东西，就特别愿意学”。

袁隆平小时候的数学很糟糕，而化学地理和英文就特别好，区别就是一个兴趣。他说：“我不喜欢学数学，比如三角，让我头疼。我们同班的一个同学数学好得很，他不会游泳，我教他游泳，他帮我解题。结果他的游泳学会了，但我的数学依然故我。”现在袁隆平当年的这个同学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国防科工委举行的游泳比赛中，还曾经获得过第一名。

袁隆平落选院士是评价机制出了问题

2010年10月14日 11:33 北京日报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79条

近来读新闻一则:水稻之父袁隆平屡屡评不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据说是其方法没有创新；而美国那里近日授给他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那里可是拥有二十多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科学院！对此，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说，袁隆平当科学院院士够格，没当是个遗憾。

袁隆平未能当选中科院院士绝非偶然，是关于“创新”的评价机制出了问题。机制出问题，受委屈的就不会仅仅袁隆平一个人，还会有其他的大袁隆平、中袁隆平、小袁隆平、微袁隆平，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受到类似的委屈，一次又一次地“遗憾”。如果我们看不清这一点，只拿此事当孤立现象对待，下次设法把袁隆平评为中科院院士了事，那就真的是太遗憾了。

人的聪明在于会举一反三，否则就太愚钝了。如果能从袁隆平落选院士之事中汲取教训，积极推进科研体制和评价机制的改革，类似的遗憾就会日渐减少。否则，按下葫芦浮起瓢，那“遗憾”将会不幸地延续下去，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地出现。（嵇立群）

袁隆平落选院士，折射出当今中国的什么?

[精品原创][置顶][精华][推荐] 发表于：2008-03-15 10:48:34

袁隆平没有当选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面对当今世界级的科学家的落选，有人说只不过是一个历史上的遗憾。“遗憾”二字，轻描淡写地将中国科学院遴选院士的弊病轻轻地化解于无形！也许当今的中国科研人员把头衔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前些年，院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无比崇高，那时候的院士也确实是顶级科学家中极为优秀的代表人物，虽然也有名实不符的，但毕竟是少数。然而，一旦荣誉带来超出荣誉的物质利益之时，纯粹便被肮脏玷污，殿堂就会充斥铜臭。 在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的竞争中，有些人觉得任何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

可悲的是科学容不得半点掺假，你欺骗了科学，科学也就欺骗了你自己。历史的遗憾往返重复，会使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就会在历史的潮流中随之东流，一去不再复返。所以，为了当选院士，不惜运用国家的资金去打开通路，是和科学背道而驰的。我国的院士制度，由于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导致科学界、工程界和周边阶层的失衡，例如，在人文、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没有和科学院士、工程院士相对应的荣誉称号，这些领域内大师级的专家便自觉矮了科学家一头。拿中医界来说，没有实验研究成果，根本不要想当什么院士，逼得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祛病保命、以人为本的医学专家，变成整天断小鼠脑袋的刽子手。正如有人所说,历史的遗憾使袁隆平没当上院士，历史的遗憾也使不少人当上了院士。

袁隆平没能当上院士，也许他没有时间去做别人的工作，也许是他不懂得这个行业的潜规则，也许他对此不屑一故。总之，造成这样的遗憾事情，倒能给世人细细品味个中滋味，给后人一个借鉴，但有一点那是不能更改的，就是搞科学研究的人，如果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不遵守科学规则，则必然会被科学所遗弃。

袁隆平重提当年落选院士事件：当院士不是目的

2008-03-20 17:49:27 金羊网-羊城晚报 大 中 小 查看评论

本报今天消息 记者邓琼、阙道华，实习生韦英哲报道：今早，应邀出席广东科协论坛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大方回应有关他十几年前落选中科院院士的话题。

两会期间，袁隆平十几年前落选中科院院士的讨论引发关注，不少网友和公众将其视为“中国科学界的悲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说此事是“历史误会”。身处“漩涡”中的袁老此次来到广州，在讲座之前专门抽出时间，首度就此事“开腔”。

袁隆平笑说，“历史误会”的说法十分幽默。“事情发生在十几年前，当时就有记者说我落选比人家当选更引起震动。”但袁老的态度十分轻松：“我没当上院士，还是说明我水平不够，所以我今后还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但是有一点哦，我努力并不是为了当院士，当时我的态度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袁隆平说，自己从来没有毛遂自荐参选院士，都是人家推荐的，“落选”以后也没有再参选过。他也认为，在两院院士的评选当中，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门户之见，有些不正之风，例如在同等条件下，中央单位的学者得票比地方上的高。“但是我不管这么多，我只管自己搞研究。我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也是人家推选的，我的目的不在于院士不院士。我是搞超级杂交水稻的，我的目的就在于能够不断出新成果，为粮食安全作出贡献，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袁院士还说，“现在国际上给我的奖励是14个，在农业科学领域可能是最多了吧。但是我并不以此为骄傲，特别是不能翘尾巴，还要夹着尾巴做人啊，哈哈！”

广东科协论坛是省科协主办的科学技术专题报告会或讨论会，迄今已举办19期。袁隆平此次演讲的主题为《超级杂交水稻与粮食安全》。

“两弹一星”元勋情况：

1、王淦昌（1907.05.28~1998.12.10）生于江苏常熟，核物理学家，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之一。

2、赵九章（1907.10.15~1968.10.26）生于河南开封，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是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

3、郭永怀（1909.04.04~1968.12.05）空气动力学家，生于山东省荣成县。他是中国大陆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力学、应用数学和航空事业方面有突出贡献。

4、钱学森（1911.12.11~ 2009.10.31）浙江杭州人，汉族，1959年8月加入中国***，博士学位，中将军衔，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王”，2007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5、钱三强（1913.10.16~1992.06.28）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浙江湖州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6、王大珩（1915.02.26~2011.7.21）光学专家，生于江苏吴县。中国光学界的主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开拓和推动了中国国防光学工程事业。

7、彭桓武（1915.10.06~2007.02.28）理论物理学家，生于吉林长春。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计划。

8、任新民（1915.12.05~2017.02.12）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安徽宁国人，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开创人之一，曾任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9、陈芳允（1916.04.03~2000.04.29）无线电电子学家，浙江黄岩人。1964年至1965年，提出方案并参与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测试仪器，并为人造卫星上天作出了贡献。

10、黄纬禄（1916.12.18~ 2011.11.23）安徽省芜湖人，自动控制和导弹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总设计师。

11、屠守锷（1917.12.05~2012.12.15）浙江湖州人，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曾任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远程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12、吴自良（1917.12.25~2008.05.24）材料学家，生于浙江浦江县。1948年获美国卡内基理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在分离铀235同位素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13、钱骥（1917.12.27~1983.08.28）江苏金坛人。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学家、气象学家、航天专家。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14、程开甲（1918.08.03~ 2018.11.17）江苏吴江人，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

15、杨嘉墀（1919.07~2006.06.11)江苏省吴江县人，中国航天科技专家和自动控制专家、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领导和参加了卫星总体及自动控制系统研制。

16、王希季（1921~）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生于昆明。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

17、姚桐斌（1922.09.03~1968.06.08）江苏省无锡人，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领导者。

18、邓稼先（1924.06.25~1986.07.29）安徽怀宁人，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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